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电力设备产业实现着一步步的飞跃。这些逐渐先进起来的设备，保障了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承载着电力工业振兴的光荣与梦想。让我们将目光投向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原沈阳变压器厂），分享这个诞生于解放前、成长于解放后的企业成长经历。
上世纪50年代
破厂房、旧机床造出大型变压器
1952年，我国自主生产的第一台大容量变压器“五千号”在沈阳变压器厂问世，结束了我国不能制造大型变压器的历史。9月24日，记者拨通了原沈阳变压器厂党委书记刘凤州老人的电话。
今年80岁的刘凤州依然思路清晰：“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军代表进厂，沈变在废墟中复产。经过3年努力，企业生产已基本稳定。1951年，厂里接受了国家制造中国第一台5000千伏安大型变压器的任务。”
但是，这项任务却并不容易完成。当时的沈变只能生产铁道配件和小型变压器。
条件差是更大的挑战。我国著名的压铸专家宋才飞曾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沈变工作。他说：“当时，厂房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设备都很陈旧。厂区大，修有铁道，但没有一幢像样的建筑。后来，办公楼和大型变压器车间相继建立，但生活设施少得可怜。厂区边上有一栋两层楼的小型集体宿舍，全部都让给南方来的技术人员住宿，这已是特别照顾。”1950年，宋才飞全家挤住在一间房子里。工人家属宿舍是简陋的平房，条件很差。厂内职工生活十分艰苦，大灶全是高粱米饭。
刘凤州说，当时条件的确艰苦，但大家都以厂为家，加班加点，甚至吃睡在车间，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
王凤恩的名字与5000千伏安变压器紧密相联。他1948年进厂，从一个破厂房、几台旧机床起步，和百十来个工人推动了我国变压器技术的跨越，成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
没有先例，制造5000千伏安变压器困难多得难以想象。第一道工序就卡住了：变压器的绝缘筒没有一个人会做——此前的绝缘筒都是国外的。绝缘纸卷成筒子得用机器，党支部让他想想办法。时任大型变压器车间工段长的王凤恩修理电动机是“大拿”（某一方面最有权威的人），开吊车也不错，却没造过机器，但责任心促使他决定完成这个任务。后来一试验，卷出来的绝缘筒满身都是褶子。而这种特殊的绝缘材料当时在国内还没有，是苏联支援的。看着成堆的废料，他心急如焚。一次，他带着难题回家，见妻子正在熨衣服，就坐在一边瞅着。瞅来瞅去，他突然起身抢过熨斗就往外跑，妻子在后边怎么喊他也不回头。来到厂里，他用熨斗在绝缘纸上一按一推，困扰工厂多年的绝缘纸起泡问题就此解决。
为了“治疗”变压器，王凤恩还曾在机器旁一蹲就是三天三夜，像医生把脉一样，细听机器运转的声音，最终攻克难题。在不具备生产大型变压器条件的情况下，大家硬是制造出了卷线机、卷筒机、焊接机、伸颈式大台面冲床、卷管机、脱管机、绝缘筒等机器设备。
经全厂员工共同努力，代表了当年最高生产水平的5000千伏安大型变压器终于成功下线，被工人亲切地称作“五千号”。“五千号”的容量比解放前产品的容量大了100倍，电压等级为44千伏～66千伏，意味着我国变压器制造技术跨入新里程。
“当时大家高兴坏了，敲锣打鼓，开表彰会。‘五千号’等大型变压器源源不断地支援了国内20多个省市的工厂、矿山、电站和农村的基本建设，成为官厅水库、丹东电网、吉林电网和鞍钢、包钢、武钢等国家重点工程的配套设备，还支援了朝鲜、越南、蒙古和南斯拉夫等国家的生产建设。”刘凤州回忆。
上世纪80年代
500千伏变压器胜过外方产品
新人代代换。上世纪70年代末，王敬大学毕业后，进入沈阳变压器厂做技术员工作。“我在大学里学的是磁学，来到变压器厂就被分配到了高压实验室，主要工作就是变压器的设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敬始终对干这份工作充满骄傲。
当时，世界变压器的市场还由西门子、西屋等大型公司垄断着，500千伏变压器生产技术只掌握在加拿大等少数几个国家手中，我国的变压器技术还停留在220千伏的水平上。
是花大钱向国外购买，还是攻克难关自己造？沈变选择了后者。“设计不是容易的事，当时工程师领着我们几个人干，找资料、做模具，真是卧薪尝胆。通过上万次的实验，用了几年的时间，500千伏的变压器终于制造成功了。”王敬说。当国外大公司有强大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时，该厂的实验室却只能依靠简单的设备、少到没有几页的资料。获得了成功，他们有理由骄傲。
1980年，国家批准了“沈变‘50万伏输变电措施’工程”改造项目，目的是使沈变全面具备生产500千伏变压器和互感器的环境条件。1983年年末，该工程完工，沈变具备了批量生产500千伏变压器、互感器的能力。
原沈变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浩一直坚持500千伏变压器国产化。1985年9月，葛洲坝电厂需要一台36万千伏安500千伏自耦变压器，与沈变签订正式技术协议后仍不放心，同时又向日本某厂订了一台，决定把沈变生产的作备品。1986年6月，沈变产品运到葛洲坝电厂调试成功正式运行后，日本的还没造出来。等到造出来，在系统上试运行不到10分钟就被击穿，不能用了。当时，日本产品花了几百万美元，而沈变产品只用了几百万元人民币。
朱英浩还说：“曾经有一位用户，从国外进口了一台户外用电抗器，怕坏，所以要求设计一台型号类似的备用电抗器。他走遍全国，没有人敢接活。最后找到了我们，我跟他立下‘军令状’：按他的要求做，‘先尝后买’。条件是我敢做，你得敢用。分析、调研、查资料、试验，两年后交货，完全达到了要求标准。他挺满意，我们的产品售后服务好，又省钱。”
“你敢用，我敢做，相信我，再复杂难做的变压器类产品我们都做得出来，双方两个‘敢’合在一起，我们的民族工业才会得到发展。总花外汇出去买，中国的企业永远也前进不了。”朱英浩一直坚信这点。
记者了解到，沈变参与的“锦辽500千伏试验线段及成套输变电设备”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葛洲坝电厂所用36万千伏安500千伏自耦变压器”和“电力变压器”国家标准项目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5年6月16日，江泽民主席到沈变视察时指出：“我曾多次到过沈变，以前的老领导我都很熟悉。最初，沈变只能生产一些小变压器，后来逐渐发展到110千伏、220千伏、500千伏，这里有许多职工的心血，是你们努力拼搏的结果。”
进入新世纪
昼夜奋战造出特高压变压器
2009年1月6日，晋东南—南阳—荆门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正式投运。在此后的众多报道中，许多媒体不约而同地说：这个工程里，见不到外国商标的整机设备。这背后，有国内100多家电工装备企业参与其中，沈变同样没有错失这个机会。
2009年7月17日，记者在沈变的总装车间看到，这里已经没有了白天与黑夜的差别。从7月上旬开始，12名员工昼夜奋战，成功组装出中国第二台向—上±800千伏特高压换流变压器。
“在世界特高压领域技术‘弯道’上，我们在与国际巨头的竞争中暂时领先。”沈变常务副总经理王昌绪自豪地说。2009年年初以来，沈变制造了6台百万伏特高压变压器，自主创新能力站上国际同行业高峰。
事实上，国家电网公司提出建设特高压后，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尚无成熟的商业化特高压设备，国内企业与国际同类企业相比有差距，在变压器、可控电抗器等关键设备研制上都会遇到严峻考验，在此基础上直接开发特高压设备并用于商业化运行，技术跨度很大。
“特高压没有明显的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国家电网公司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得出这一科学结论。
在国家电网公司的鼓舞下，2007年10月12日，特变电工沈变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启动了世界最大输变电产业园建设工程，项目以超高压和特高压交流、直流变压器类产品研制为核心，以新型高压互感器、套管、高压开关、国际成套工程等高新技术产品研制为制造基地，建设目前世界上一次性投资最多、生产能力最大、电压等级最高的工厂。
2008年9月12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授权，由特变电工沈变实施“特高压变电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这是我国变压器行业唯一的国家工程实验室。2008年12月19日，特变电工沈变又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几十年来，沈变的创新能力早已经得到世界同行的认同。新时期的沈变，正以自己独有的技术，撑起了中国电力“高速公路”的骨架，为中国经济的下一轮快速发展，打造一个特高压的“宽带网络”。
人们不仅要问，有着骄人历史和技术底蕴的企业并非沈变一家，为什么在它身上集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首台首套”并能在特高压领域继续取得卓越业绩？
记者了解到的一个事实是，沈变首台特高压交流100万千伏安／1000千伏变压器的研制并非白手起家，早在1998年，它就生产出了15万千伏安的变压器样机，有了雄厚的技术储备。
“国家政策对特高压的支持，国家电网公司对设备国产化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特高压输变电设备国产化工作。”特变电工董事长张新如此说。
今日沈变，仍在进步。“相对45亿元的产值，一年365天真的不长，每天24小时真的不够用。”2009年7月8日，在接受采访时，沈变制造部的佟美爽快地表达出沈变人的时间观。今日沈变，1万多名工人“三班倒”，3个大型装备车间里的机器保持24小时运转，正为伟大祖国的电力事业努力拼搏。